专家建议，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保持总需求增长基本平稳。提高金融监管的协调性、穿透性和专业性，加强对债市、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不良贷款等潜在风险点的排查。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谓是世界经济前景不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2017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该以怎样的政策措施作出应对？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许伟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就此进行分析和解答。

　　两位专家认为，2017年外需有望震荡回稳，我国经济发展“L型”筑低尚未完成；在重塑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要做好风险防控；应多目标政策组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全球经济仍将缓慢复苏 我国出口或低位回稳

　　从国际形势来分析，许伟认为，虽然过去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持续低增长，但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共振回升态势比较明显。从目前来看，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企稳、国际贸易低位回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均表明美元升值可能已进入后半程，对新兴市场的实质性冲击边际上预计会有所减弱。此外，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基建和减税计划、不同经济体PMI回升共振，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也有提振作用。

　　综合来看，由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低位，美元短期内维持强势，但全球经济仍有望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我国出口可能低位回稳。但是，特朗普新政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贸易政策尚不明朗，全球经济发展依然充满挑战。

　　从国内形势来看，许伟说，内需小幅回落，增速L型筑底尚未完成。主要表现在，产出变化滞后于终端需求；房地产投资和需求面临着收缩，全国性房地产库存压力并没有缓解，人口变化进一步确认房地产趋势性放缓。

　　“我国的基础设施规模可观，但增长空间有限。”许伟表示，一方面，我国建成了众多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近2万公里，相当于同期其他国家建设的总和。另一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部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人口密度相似的发达国家。

　　此外，许伟分析，汽车领域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和收入增速长期趋于一致，但消费储蓄和加杠杆会延缓这一过程；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至中长期可持续区间，等等，将是未来经济发展呈现的特征。

　　新动力将不断孕育 但发展阻力犹存

　　展望2017年，随着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市场、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新动力不断孕育，中国将不断涌现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毛寿龙分析，一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势头比较足，利好中国经济，且经过2016年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洗牌，生存下来的金融服务企业一般都有了自身的经营模式，日益规范发展。二是共享经济持续发展，通过互联网技术衍生出来的诸如网约车等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空间。三是高端农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基础建设、特色小镇、养老地产等，让农村摆脱“空心化”发展，让生态资源和乡村文化资源变现为财富。四是随着各个城市更加精细化发展，高铁、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地铁等基建也在不断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是，2017年房地产行业会进入观望阶段，大城市不断出台政策措施，二三线城市库存未消化，房地产发展不明朗。

　　许伟说，从2016年前三季度的分析来看，首先，生产性服务业同比增长9.5%，持续高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5%。其次，制造业内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加快，2016年前三季度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1%和10.6%，占工业比重分别达到32.6%和12.2%。再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加快孕育，前9个月网上零售增速超过26%，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网约车等新服务迅猛成长。“2017年，这些领域仍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许伟说。

　　对于2017年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许伟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仍未完成，经济发展仍面临着投资效率下降和杠杆快速上升并存、实体投资不振和金融“脱实向虚”并存、资金进一步向房地产行业集中、资本跨境流出压力明显、东北等部分区域经济增长困难等风险问题亟待破解。

　　毛寿龙表示，2017年中国经济基本形势会比2016年有所好转，但是2017年发展阻力犹存，首先是经济发展面临的环保压力。其次，国际经济不稳定，美元走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有引发贸易战的风险，加之外汇管制比较严格，全球经济低迷和分化导致反全球化逆风飞扬，贸易保护主义等，各方面因素将使企业交易成本和风险都会提高。

　　打好“宏观调控+改革 深化+防风险”组合拳

　　2017年中国经济将进入转型关键阶段。美元升值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叠加房地产投资为代表的内需增速回落，将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但这种周期层面的调整冲击力度有限，能否在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企稳，关键还是完善宏观调控框架，加强风险防范，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许伟说。

　　如何让2017年经济取得更好发展？许伟建议，实施多目标政策组合，完善并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打好“宏观调控+改革深化+防风险”的组合拳。在具体操作层面，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保持总需求增长基本平稳。提高金融监管的协调性、穿透性和专业性，加强对债市、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不良贷款等潜在风险点的排查。此外，美元升值很可能进入下半场，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与美元脱钩。

　　毛寿龙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把握好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局，注重稳健、开放合作的国际发展思路，要促进各个国家深化结构性改革，尽量避免发生贸易战，在发展自由贸易上，要激流勇进。二是基础设施发展要稳抓稳打，尤其是大规模地发展基建更需慎重考虑、做好规划。三是政府更应从公共利益角度考虑制造业领域去产能，由从量上控制转到从环境质量上控制。在去产能上，要发挥市场竞争作用，淘汰落后产能。四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城镇化发展更应注重生态治理。例如，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的建设不一定要拆旧房盖新房，还要注重保护好古村落，符合当地乡村的治理结构。

　　展望2017年，许伟表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首先，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3亿、经济规模约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各方面都需要经历一个相互调适和增进信任的过程。其次，经过了长达六年多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速已进入由降转稳的关键阶段，今年经济增速略有回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均GDP超过11000国际元之后的发展规律使然。最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积极主动作为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而且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与之伴随的高速增长，为应对转型挑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物质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国经济平稳发展。